三、这一周以来的心理斗争
我所认识的学院老师本人，也是学日语的喜欢猫咪的大姐姐。她一开始也希望能柔性地处理问题，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约谈中，还请我在勺园西餐厅吃过饭，和我坦诚地聊过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喜欢读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难言之隐，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换做其他老师，在这种环境下，也很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所以，我们要的是更完善的机制，而非怪罪一个具体执行工作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想发声明，感谢一直关心我的朋友，表达自己对机制的看法。
怕家人担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说自己要发一份声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声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来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声明是这样：
感谢每一位关心帮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学校。
值此关头，我们更需保持冷静理性，团结一致，继续促进信息公开机制、反性骚扰性侵害机制、约谈机制的完善，从实体和程序层面保障学生的基本权利。
这是我一开始的本意，也是为了让我们所有人看到：
参与校园事务时把事情拿到明处来，打开天窗说亮话，不是为了把几位同学、几位辅导员推向风口浪尖，而是为了能够在制度上促进事情的真正解决；
越来越多的同学直面被约谈的压力站出来，不是为了自己被赞美被抬高，而是为了自己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为了更多同学参与校园事务的积极性不被打压。
我们都是种子，戮力同心，总有破壁新芽开花时。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楼门口拦我，要求我在声明中只留两句话：“我已回学校上课了，谢谢大家”，因为“这都是为你好”。我跟家人说，理解家人来是想“对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对我好”是不完全一样的；我会在声明的重点内容上与家人核对确认属实，但具体字斟句酌，以及最后决定发不发、怎样发，一定是我自己的权利。
家人以病危与断绝关系相逼我不要发后面的东西：“你现在答不答应只说这两句，其它都不说？你答应我也走，不答应我也走，但这是两个走；你答应我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你不答应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儿，可能就直接躺倒在医院里，也可能就死路一条。”
我怕家人真的身体有闪失，但又不想给大家我已完全没事、在压力面前选择屈服的虚假印象，所以在最后的手写版声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开始，学院对事实的部分曲解和对消极影响的夸大，激化了我母亲的情绪；可发展到现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开当面回应我公开信中的诉求。然而，所有与此事相关的文章都被删得一干二净，我这边很多矛盾都被化为家庭内部矛盾，家庭关系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对辛辛苦苦赶来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样讲出上面这些话，讲出这些后，可能面临的最坏的压力是什么。
尽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依然会因为做这些事可能会连累家人而责备自己；我依然会害怕，家人的身体真的会因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压力，应该被如何面对。
2018年初，我曾写过，何谓“用你心里最美好的东西来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对家人的爱与愧疚”。经历过家庭变故，我更加知道：愧对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从应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亲突然离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如果……转向？设想自己从此做个最顾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选个自己还算喜欢的专业和清闲的安稳的工作，过与世无争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这样回望三年前的悲痛与挣扎：
“甚至，（父亲去世后）有那么两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转向，不要再想去当记者，安安稳稳地大学毕业，找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然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这样或许能让我妈放心些。幸好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找我谈心，讲了一些如今看来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诉我无论如何还是不要用理想换一份妥协。”
而现在，我这样想：
与世上那么多劳动者家庭的不公与苦难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难是多么微不足道；
与阶级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对家人的罪疚又应当是多么轻。
所以，哪敢与世无争，分明是这个世界逼着人去争！
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为此做了多么大的牺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东西，女儿不能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