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与事实有出入
4月19日晚间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只有两位同学要求走完信息公开全过程，以此劝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开回复过程。实际上，一开始到场交表的同学共有8位；其中据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学都要求走完全过程，且确实前往各自院系的办公楼，走完了信息公开的全过程。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复函原件的同学；“唯一”这一点，后来被我的母亲反复提及，以至于“想想脑袋就大”。实际上，另一位法学院同学同样拿到了回复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过程更为顺利。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有“新的情况”，“境外势力”，高层有定性，是“颠覆”。实际上，具体问及时，学院老师却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人想让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愿或无法给出证据；而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如何聆听“年轻的声音”》，将此事定义为沟通中的方式方法问题，即高层否认了此事“颠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约谈中，学院老师称，我在约谈现场录音是“违法的”，所以要求我“打开手机删掉这条录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实际上，我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法条，也未找出一条佐证我的单方面录音行为涉嫌违法的依据；我在那种场合下，只能选择通过录音保存证据，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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