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陶立烽】 3月16日，《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全文发布。除了3月7日发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内容外，《方案》还涉及到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机构改革内容。
此次机构改革涉及金融、科技、社会工作、数据以及机构精简，尤其是中央金融委/中央金融工委、中央科技委、中央社工部等新部门的组建，引发了广泛热议。对此，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亚林。
对于机构精简，唐亚林指出，我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中国的比例1%都不到。而此次精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各部门精简出来的名额要用于新设机构。
根据《2016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 2016年底，全国公务总数为719万人。
至于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唐亚林分析，此举是为了让基层公务员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充分的发挥与运用。“李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也说明了我们的干部需要面对基层、面对群众、面对服务、面对人心、回归群众路线。”
2018年4月，泉州洛江区纪检走访洛江区绿联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了解农民生产生活、检查农资补贴到位和镇村干部服务态度、服务质量等情况（图自泉州市纪委监委网站）
以下为采访原文：
观察者网：这次党中央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前者是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后者则是中央派出机构，同前者的办公室合署办公，这种安排的目的是什么？
唐亚林：中央金融委和中央金融工委职能并不一样，前者主要是针对事务，后者则主要是针对党务。
具体而言，中央金融委以及中央金融办，专门负责对金融相关重大事项的议事协调、决策研判、政策统筹、落实推进、监督反馈等事务；而中央金融工委主要负责金融系统多家单位的党务，对一行两会（之后会改成一行一会一局）进行归口管理，着重强调的是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中央金融办与中央金融工委二者合署办公。
举个例子，以前上海市教委、卫健委和科委上面有个科卫教工作党委（后来拆分了，变成了教卫党委和科技工作党委），对教委、卫健委和科委的党务进行统一归口管理，而各个委员会负责具体的业务事务。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在大口党的工作委员会之下，各独立但联系很紧密的几个部门各自设有党组，实行党务统一归口管理，中央金融工委就是这种情况。
观察者网：地方金融监管体制将改成中央派出机构为主，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牌子，这是否意味着削弱地方的金融监管权？这和前段时间的村镇银行暴雷事件有关？
唐亚林：现代金融是一项特殊的事业，事关国家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心理的传导与冲击效应明显，既深刻影响经济发展走势，又鲜明影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知，从而影响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程与社会稳定大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认真对待。简而言之，就是金融业杠杆作用非常强大。比如最近美国银行业出现的几家银行倒闭事件，不仅影响股市，还影响民众的生活甚至企业的生存。
而我国目前地方金融管理已有不少乱象。我们以往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这种情况就需要加强中央事权的统一管控，实行垂直管理。因为地方监管能力有限，而且有的地方也有打政策擦边球的倾向。一旦监管能力搞不上去，它所造成的破坏性会更大，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观察者网：为什么央行管理体制从“大区分行制”改回到了1998年以前的“省会分行制”，从目前的“央行-大区分行-省会支行-地市支行-县支行”五级管理体制改成“央行-省分行-地市支行”三级管理体制，当年大分区制改革目的是规避地方政府对地方央行支行的不利影响，那目前形势下的改革原因是什么？这么改有何利弊？
唐亚林：目前大区分行体制显得不太适应，而省分行能较好地顾及到每个省份的特殊性。
至于为什么裁撤县支行，这也和目前电子支付手段兴起等有关。随着交通网络体系的发展，互联网支付的普及，以分布式存储为核心的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下沉到县市级的人民银行系统主要职能越来越弱化，原有的货币当地发行管理、现金管理与库房建设、反假币业务、金融数据统计等职能就日渐淡化了。
因为交通网络的飞速发展，县域和地市、省城的通达度大大提高，即便真的发生挤兑事件，一夜就能从省行或者地市支行调钱过来，挤兑就可以避免。同时，电子支付使用频率和场景不断增加，现金用得少了，假币也就少了。所以说，现在基层政策银行的具体职能弱化，县（市）支行的存在必要性也大大降低。
观察者网：党中央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并由重组后的科技部整体承担其办事机构职能，同时科技部的诸多职能也划到了其他部委，这能否助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唐亚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基础。但我们传统的科技职能是分散的，有些职能不突出。
这次改革，科技部一些涉及农村的、高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规划的职能被划走了，就是为了突出它的主行主业——健全新型科技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这也可能也是原来科技部做得不够的地方。
另外，针对目前出现的全球高科技竞争局面，尤其是遇到了“技术卡脖子”的背景下，我们科技部的职能要因时而变、因事而变、因势而变。首先得知道发展任务和主攻方向，知道我们哪方面薄弱，其次要形成合力，第三要形成相应的机制，这就为新型科技举国体制的形成探索了经验，有利于“卡脖子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创新、自主知识产权建构和自主可控产业链集群成长。
观察者网：党中央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作为党中央的职能部门，除了统筹指导信访工作外，职能还包括“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这有什么重要意义？
唐亚林：中央社工部的组建在社会体制上算得上一个重大的变革。目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愈加严峻复杂，中央也提出“必须准备接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因此只要我们基层稳了，我们国家的大盘就稳了。以前我们讲“郡县治、天下安”，但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么讲，“基层治、中国安”。
基层工作涉及到基层政治治理、社会治理、行业建设等。我们传统讲社会治理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中央社会工作部组建能对社会多元主体进行有效统筹，发挥他们的参与、联动、治理乃至合力发展的作用。这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机构、组织，包括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治理，形成新的实践模式与理论范式，也有利于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观察者网：国务院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建设，引起了广泛热议，您如何看待这一设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有何意义？
唐亚林：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数据在今后的开发利用中如何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如何适应数字时代的需求，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进行数字治理。
其次是数据的权威性收集和处理的问题，以及隐私保密的问题，就是收集、处理、保护、开发、利用等。这涉及到对数据的管理规章制度的顶层设计问题，需要打破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原有格局。
第三是它确实为未来的数字产业、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提供新的基础，但是能走到什么地步，目前为止只能看出一个大概一个大势，很多具体应用出来后，还有待观察其后续影响。目前数字治理、数字产业已经有了，到底今后走向何方，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观察者网：时隔五年，全国老龄工作由卫健委重新划入民政部，是有什么考虑？
唐亚林：老龄工作既是一个事业，又是一个产业，当然还可以说是个“人心工作”，就是要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
而卫健委的职能更多是关于健康业、医疗卫生业的，更多聚焦为老服务背后的健康咨询、医疗卫生、医养结合等问题。但为老服务还包括其他的方面，比如文化服务、养老照护、社会保障、精神关怀、设施建设等等，显然卫健委在这些方面可发挥的空间并不大。
而民政部在过去几年支持培育了大量养老机构设施资源、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和空间，也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治理机制与组织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服务能力和统合能力。
观察者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编制按照5%的比例精简，但县乡两级不作精简要求，这一安排的原因是什么？
唐亚林：首先要强调的是，我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在全世界中都是比较低的，大大落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国家，中国的比例1%都不到。其次，精简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各部门精简出来的名额要用于新设机构。
至于县乡两级不做精简要求，是让基层的公务员的作用和能力得到有效的充分的发挥和运用。中国的党政机关要重走群众路线，我觉得要回归基层，回归民众，回归服务，回归人心。
李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坐在办公室碰到的全是问题，深入基层看到的全是办法。总理这句话是说明什么？就是我们的干部需要面对基层、面对群众、面对服务、面对人心、回归群众路线，而且对基层干部来说，不在于数量多少，而是要服务是否到位。所以目前我们基层机构与人员并不是超额问题、膨胀问题，而是从上到下怎么优化的问题，怎么为民服务的问题，怎么为国家事业发展奋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