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的人口流出规模最大（-1025万），净流出人口数量超过瑞典的总人口（976万）。而在人口流入最多的广东省（+2050万），净流入人口数量超过罗马尼亚的总人口（1994万）。据国家统计局估计，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如果这些人是一个国家，那将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日益枯竭，中国正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中国经济的格局将发生深远改变：持续30多年的“中国奇迹”或将变换步调；而当下经济结构中的种种扭曲，却有望重新实现再平衡。
中国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为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引发了一年一度或许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迁徙运动。
上述地图显示了基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城镇级别的人口变迁情况。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登记人口数量与人口普查员2010年实际查到人口数量的差值。
我们从这幅地图中了解到三条事实：
人口流动规模令人震惊
河南省的人口流出规模最大（-1025万），净流出人口数量超过瑞典的总人口（976万）。而在人口流入最多的广东省（+2050万），净流入人口数量超过罗马尼亚的总人口（1994万）。
并非所有人都涌向沿海城市
中国更边远的地区，比如黑龙江、西藏和内蒙古，人口实际上出现了净流入。
和洛杉矶、伦敦或巴黎一样，中国的大城市会向四周延伸
到2010年人口普查前，人口向北京、上海和广东的流动已持续许多年。地图清晰地显示出，流入的人口也外溢到了附近城镇和卫星城，比如上海附近的丹阳、湖州和杭州。
但这类趋势的形成需要时间。2010年，雇佣大量工人的电子设备制造商刚刚开始向内地转移，转入重庆（人口2880万）等成本更低的地区。
比如，富士康的重庆工厂那年5月18日才刚刚生产出第一台笔记本电脑。所以，地图上显示的重庆人口净流入看上去远不那么明显，其周边郊县在地图上也仍是一片红色海洋。
中国经济在过去10年的诸多特征——快速增长、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储蓄和投资偏高以及巨额贸易顺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至从乡镇和乡村涌向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洪流。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去年外出打工6个月以上的人数达到2.78亿。如果这些人是一个国家，那将是全球人口第四多的国家。
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2016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计将从1995年至2009年的9.8%放缓至6.1%。劳动力人口不断缩减是主要因素。
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1954年提出了拐点理论，用以解释在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农业经济体中，工资是如何保持低位的。自那以来，该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日本、韩国和台湾等“亚洲小虎”的发展轨迹。
据刘易斯解释，工业化启动之初，劳动力从生产率低下的农村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重新分配有助于推动快速增长。但这种发展的成果超出比例地流向企业所有者，因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深潭”确保了薪资保持低位。
这种格局解释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储蓄率和投资率高得异常。知道自己可以轻易找到新工人的工厂老板和房地产开发商，大胆地扩张业务。不断增长的利润助推进一步投资，形成一个正向反馈循环。廉价劳动力和高储蓄率导致了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储备和货币升值。资产泡沫也可能出现，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那样。
然而，最终农村的工资开始趋近工业部门。在那个环节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城市雇主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才能吸引工人离开农村的家乡。企业利润、出口竞争力和资产价格下降。
另一项按行业分类的就业数据显示，只有大约3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社科院的蔡昉表示，在修正各种统计偏差之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人口比例只有20%。
蔡昉表示：“如果你去到农村，我敢肯定干农活的没有30岁以下的。他们根本不在那里。”
不过，达到刘易斯拐点也有积极的一面。多年来，经济学家们警告称，中国储蓄和投资比例过高导致国内扭曲，也造成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失衡。
这种高投资引发了建设浪费、资本配置不当和产能过剩。空荡荡的公路和公寓楼无人居住的“鬼城”是中国各地常见的景象。工业部门过于膨胀，钢厂、船厂和太阳能电池板厂的产量高于国内需求，导致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系紧张，后者抱怨中国“倾销”过剩产出。
刘易斯的理论解释了劳动力市场的格局变化将如何帮助纠正这些问题，推动政府政策迄今未能实现的那种经济再平衡。
工资上涨会逐渐侵蚀利润和投资，所以“再平衡自然而然地发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家、与黄益平同为有关中国处于刘易斯拐点的论文集的编者郜若素(Ross Garnaut)表示。“这个拐点将迫使再平衡发生。”
任何再平衡都将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的贸易关系。在拐点前时代，房地产、基础设施和烟囱工业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新时代，医疗保健、媒体、金融服务和旅游等服务行业将蓬勃发展。进口将不再集中于原油和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中国将购买更多的食品和其他消费者产品。
邓小平的改革在中国开启的种种变化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正在快速消失。中国如果要继续向前迈进，跻身富裕国家行列，就需要借助提高城市生产率实现增长，而不是仅仅依靠把农民从农田转移到低端的工业岗位。
“不必害怕潜在增长率的放缓，”蔡昉说。“然而，新的发展阶段要求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根本转型，从仅仅依靠资本与劳动力的投入过渡到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政策（尤其是中国的户籍登记制度）加剧了应对劳动力减少这一挑战的复杂性。现行户口制度不鼓励潜在的进城务工者离开农村，因为他们在离开户口所在地以后，在迁入地享受不到医疗、教育和养老等社会福利。对许多人来说，那意味着让家人留在家乡，自己到城里工作。
“如果你不让人们住上好房子、得到好的医疗服务，不让他们的孩子就读质量好的学校，他们就不会呆在城市里太久，也不会把家人带到城里安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郜若素表示，“这意味着，有相当多的农民工到了一定阶段就会离开城市，而那时他们往往已经具备了技能，本来能够真正发挥生产力。”2013年11月，中共领导人批准了一项逐渐废止户口制度的方案。但该方案的执行很复杂，尤其是因为负责提供福利的地方政府往往没有财力向数百万农民工提供福利。
经济学家们表示，若没有全面的财政改革，就不可能完全废止户口制度。不过，对年长的农民工而言，户口制度改革可能来得太晚了；他们离开家乡大半辈子，却从未完全融入自己帮助建设的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