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说这句话的人在2019年初变得异常忙碌，中美贸易冲突与谈判，不断放缓的中国经济，让中国副总理刘鹤的角色既重要又困难。
刘鹤是在2018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说出这番话的。彼时，中美贸易战还未露端倪，中国经济刚刚完成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2017年GDP首次突破80万亿，增长6.9%，那是自2011年来中国经济增速首次扭转下行局面，企稳回升。
但仅仅几个月后，画风突变，随着几千亿美元商品被加征关税，中兴和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在欧美遭遇滑铁卢，无论内外，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展望，阴霾密布。
看来历史还是“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
10年前，当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之时，中国经济也在经历一个高光时刻——2007年中国经济增速超过10%，甚至财政收入比预算多收了7000多亿元，时任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初还说，“中国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
同样是在几个月后，当金融海啸的余波跨过太平洋冲上中国的海岸，温家宝的判断变成“这场金融危机是历史上罕见的”，以及“要千方百计防止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几天后，中国宣布“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揭示出一个四万亿元级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低迷的全球经济都为之一振，但很快，它被视为“饮鸩止渴”的计划，推高了债务风险，吹起了地产泡沫。
当前的中国经济，似乎正在重复历史，2019年“两会”上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宣布，减税2万亿元，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等等。外界不乏有观点认为，这是新“四万亿”计划来袭，潜台词是中国将在未来多年消化新恶果；也有声音判断，中国吸取了教训，试图通过一个“去糟粕取精华”后的刺激计划来帮助放缓的经济渡过2019年的险滩。
“饮鸩止渴”的四万亿计划
2008年的“四万亿”计划似乎来得非常及时，计划公布后不久，中国官方披露，11月中国进出口数据突然跳崖，出口增速从上月的19.2%下降到-2.2%，进口增速从上月的15.7%下降到-17.9%。
2019年2月，数据再次出现跳崖，2月出口同比下滑20.7%，创2016年2月以来最大。
宽松的货币政策也相似地如约而至。2008年，从9月16日到12月23日，央行连续五次降息。而在2018年4月17日到2019年1月2日，央行连续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大量的钱注入经济，基建狂潮成为托底经济的主力。2008年底开始，中国发改委突然放松审批条件，密集批复同意了28个城市的地铁规划，投资超过1万亿元。事实上，“四万亿”中45%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
2019年初，李克强在两会上宣布，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这一规模几乎与十年前相差无几。瑞银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汪涛预计，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将反弹至10%以上。
对基建的大量投入，让水泥行业突然红火，部分地区现货价格几乎翻番。而不久前，水泥行业还因为“供给侧改革”而关停并转，困顿不堪。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
对于十年前的那一轮刺激，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称，“这是饮鸩止渴的办法，它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了”，而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述。他表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是十足的饮鸩止渴”。
因而，此后多年中国不得不承受“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带来的痛感。
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胡荣进一步分析，这一轮的投资和信贷大多给了国有企业，银行也更倾向于借贷给国企，而非民营企业，后者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这种“挤出效应”进一步加大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经济刺激的另一个后遗症是，地方政府短时间承担债务过高，之后则要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和利息，影响地方长远发展，这就是危机之后的“宿醉效应”。
甚至温家宝也委婉地承认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他在2009年底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信贷保持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不要过大，那就更好。”
“夜壶”与减税
货币、信贷和基建，中国政府扭开了一样的水龙头，似乎正在重蹈十年前的覆辙，因而也引发“饮鸩止渴”的担忧。
但胡荣观察，时隔十年的两轮刺激，至少有两点不同：房地产和减税。
最明显的不同是房地产。为了刺激房地产提振经济，十年前（2008年10月），财政部宣布个人首次购买住房的契税税率下调到1%，并对个人买卖商品房暂免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中国央行宣布，首次置业和普通改善型置业贷款利率下限为基准利率的0.7倍，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20%。
这两剂猛药，再加上棚改货币化，宽松的信贷措施，像是备齐了柴火，点着了火苗，再浇上一盆油——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火势“腾”的一下窜了起来。
任何刺激政策都没有房地产的拉动耀眼。2009年刚过完一季度，30个重点城市中有24个城市的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上升，有10个城市环比增幅甚至超过50%。这轮房价上涨之快，将恒大地产的许家印推上了当年中国首富的宝座。
彼时，大量信贷涌向房地产，而不是像决策者设想的那样注入实体经济。由此，房地产库存高企，中国涌现出一座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鄂尔多斯。中国国家电网还曾向《北京晨报》证实，中国在2010年连续6个月没有用电的住房数量达6450万
房地产库存高企，中国涌现出一座座无人居住的“鬼城”。图为新疆喀什的“鬼城”。
相比之下，当前的刺激过程中，房地产行业一片死寂。
2018年7月，中国官方“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表述被中国媒体反复解读，因为通常官方对房价的表述是“遏制过快上涨”，这次不仅去掉“过快”，还加上“坚决”。潜台词大概是，动用必要行政手段，不许房价上涨。
这时正是贸易战硝烟弥漫之时，中国的决策者似乎看到自己的前车之鉴——日本。
1980年代，美国和日本间也打起了贸易战，最终，日本自愿限制出口，并签订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日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日本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造成疯狂的地产泡沫。
胡荣分析，红火的地产，使居民储蓄减少，背负巨额债务，一旦泡沫破裂，人们的消费力大打折扣，经济陷入停滞，也就是发生在日本的“失落的20年”。
这样的历史情节过于相似，使中国不得不在本轮刺激经济的过程中狠压住房地产市场。
而中国知名的地产商任志强对此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另一个真正被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乐见的是李克强宣布的两万亿减税计划，以及增加30%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胡荣称，相比于之前的“大水漫灌”，减税相当于返还利润给民营企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尤其是中小企业将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比如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三万元提高到10万元，如果能够落实，那对于经济将是良性循环，远不同于以前简单地降息和宽信贷等措施。
如果说中国对重蹈覆辙的行为完全没有知觉，很难说得过去。当前，作为主导中国经济的主要官员和中美谈判代表的刘鹤，在推出“四万亿”计划时就是中财办副主任，不过在2012年的一次讲话中，他道出了苦衷，也意识到问题——“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
在2019年的当下，中国面临比十年前更复杂的经济风险，不知是“苦衷”占了上风，还是“问题”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