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被遗忘的饥饿年代～【饥饿的北京：1960年代爹亲娘亲没有粮票亲（节选）】
【饥饿的北京：1960年代爹亲娘亲没有粮票亲（节选）】（2018-01-06 云台说史）到了一九六一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了。尽管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好得出奇，但每一个北京市民都在挨饿。为多吃一口饭，为少交二两粮票，为搞一点高价的糖块，人们可以绞尽脑汁、机关算尽。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空空如洗，往日无人问津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也全都消失了。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一年要按购货本定量供应，多烂的菜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盐、肥皂、芝麻酱、粉丝……也全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户凭本可买三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则根本见不着，全都被出口换了外汇。
据官方统计：一九六一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是八两半，平均每个月还不到一两，是解放以来最低的一年。当时，名义上北京市民一个月能供应二两肉，但根本买不着。常常几个月吃不上肉，肚子里没油水，人就吃得多，中学生一天一斤粮食根本不够吃。
上午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就弥漫着焦躁不安的气氛，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了，屁股扭来扭去的。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一秒钟都不拖延。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冲向食堂，兴奋地喊：“吃饭喽，吃饭喽！”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了。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充填感，胃突然盛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所以，单位时间进食量多，对胃神经的刺激才大，因而吃得越快才越解饿、越有饱感。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最不饿？这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经常切磋的问题。我试过早二两、午四两、晚四两；还试过早四两、午三两、晚三两和早三两、午三两、晚四两……甚至还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但这一斤粮食无论怎么吃也还是感觉饿。经过反复比较，我依然采用了大家普遍的吃法——三、四、三。为解决上第三节课就饿的问题，我还尝试过早饭只喝三碗粥(一两一碗)，不吃干的。这样当时会觉得挺饱，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父母发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黄豆、肉等。父亲屋里有一个电炉子，每天早晨他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我们家里吃得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的，总想多吃点儿。
每月学校退我六斤粮票，我要给家里四斤，剩下的两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儿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五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儿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我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磁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蓬头垢面的人，专门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儿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地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来的嚼不动的肉皮，全都捡起来吃掉了。
这种场面让人心里很难受，饥饿把人饿成了跟狗一样。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把胃的体积勒小。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人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再用水涮涮，将碗里剩的微量粥末溶解进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走读同学比我还强些，回到家可以再蹭点吃的，能回旋缓解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一斤粮食为生。早三、午四、晚三，多一口也没有。食堂铁面无情啊，馒头、米饭、窝头二两就是二两，只少不多。熬菜青汤淡水，根本别指望能吃到肉。所以我老是饥肠辘辘，被饿得晕头转向。
饿了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这样平时挨饿还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一到月底，本月粮票全都花光，就得熬到下月发粮票。中间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一碗萝卜汤喝，暖暖身体，让嘴巴能往肚子里咽下一点儿东西。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地吃米饭、嚼花卷，我无比地垂涎和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而我这时候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五斤的粮票。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交粮票就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