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洁良”因“错误言论”被人肉,曾经的“母校”竟然成为愤怒情绪的打手,被逼着大义灭亲,着实值得玩味儿。好在,舆论上的“株连逻辑”,也只是将“母校”的范畴钦定在“大学时期”,要不然一个“洁洁良”的“精日酿造”真就能将“母校”清点一遍,成为有史以来最坑母校的学生。
有关“错误舆论”的认定,单凭社交媒体上的言辞,似乎不足以引发人们的愤怒。但从事件的发酵过程来看,主要是因为“洁洁良”的表里不一。她一边在学校里走TZ通道,一边却肆意黑化TZ通道。而所谓的黑化在她来看是批评,但并非是严肃的批评,而是转向嘲讽和诋毁,这不免会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怒。
而民族主义者,却很难凭借几句言辞不当,就可以将其惩治。于是,他(她)们将矛头转向母校,以株连的逻辑进行“捆绑式打击”,而作为母校们为迎合“政治正确”,屁股就自然坐不住了。可实际上,利用这样的关联性捆绑,就真的能避免“洁洁良”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或许,从人们的实际表现来看,确实是可以遏制。但却会让很多人堕入犬儒的囹圄,成为更为隐性的精日人设。如若追究精日人设的塑造,就追责大学母校的责任,显然就有点株连问责的逻辑。只是,从人格塑造的影响意义来看,小学、中学、大学应该是无差别的,为何我们的愤怒单单指向大学呢?
这不免让人觉得有失公允,但我们却能从中察觉到一些端倪。人们对于大学还是比较有期待,甚至,认为大学是人生的“第二父母”。这也就是为何,人们在谈到学历时都是以大学为基本标准,如果只是读过高中,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也大概是株连逻辑里,将母校定性为“大学时期”的主要原因。
可实际上,作为“洁洁良”精日人设的塑造,相信不只是大学母校的责任,还有来自其它学习阶段的母校,以及周遭的生活环境。但其它的因素,人们不好用言论捆绑,用政治正确捆绑,所以大学阶段的母校,很自然的就成为愤怒情绪的工具,自然屁股底下发烫。
作为“洁洁良”的言辞,实际上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准确的讲是立场表达的问题。我们常讲,批评归批评,立场归立场,但不要带节奏,乱抡棍子。这对于民族主义者而已,算是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当不能直接处理“洁洁良”时,愤怒的情绪就只好曲线救国,借助母校的立场不动摇,进行外围打击。
可这种打击,在程序上却并不透明,甚至可以称得上“缺德”,说的好叫“政治正确”,说得不好就是“借刀杀人”。我相信,经历这次人肉围攻后,“洁洁良”肯定会有所收敛,但内心有没有彻底改观,真是难以评估。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类似“洁洁良”这种人格属性,在生活中也很多。不管是评先进个人,还是评先进职称,都不一定是真正拥护所属的群体,而只是作为攀升的工具和谋利的通道在维持关联,这或许才是“洁洁良”人格的主要特征。
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格,很多人都存在,只不过有的人没机会施展,却只好羡慕嫉妒恨,这跟人们“仇官仇富”实际上没什么两样,仇恨的不是所属的位置,而是仇恨得不到的欲望。而这一点,也正是塑造“洁洁良”人格的基本土壤。
我们不反对批评,但最怕极端的批评,摧毁式的批评。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实际上都有各自的问题。每一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所批判的角度不同。只是,批评也不是无边界的。一切批评都要基于事实和常识,而非情绪的攻击和诽谤。
这一点就连简单的人与人之间都会很难沟通下去,何况中日民族之间本来存在微妙的历史痕迹,一味的一边倒的攻击,自然民族主义就很生气。这或许是“洁洁良”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却是90后们惯常的表达模式“Diss”。
作为她的母校,厦门大学(研究生)和辽宁师范大学(本科),遇上这样的“熊学生”也算是飞来横祸,遇人不淑,但这也不是母校直接造成的。因为一个学生有怎样的人格,母校也很难左右,再说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看分数的,只要分数好,学习棒,好像就代表一切都是先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洁洁良”的困境就是“嘴贱”造成的,她去没去过日本或许都不重要,爱不爱日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批评的通道里,只能看到“日本的好,中国的坏”,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反思的地方,而不是逼着母校惩治她,那无异于一场荒诞的整人,而非从救赎的方向去打捞她。
过去开运动会,我们常喊“今天我也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的口号,而今天的舆论情绪运动会中,我们却感受到一种“昨天我也母校为荣,今天母校以我为耻”的悲壮。爱国有很多方式,批评算是一种沉重的方式,但吃相一定要端庄严肃,要不然就会害人害己,哗众取宠后必遭围攻。
原标题:“洁洁良”为何会让母校的屁股坐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