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8年“女童保护”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多位代表委员聚焦儿童保护问题，呼吁促进儿童防性侵机制建设，推动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完善。
全国人大代表刘丽表示：“对于儿童性侵问题，防范教育要胜于事后补救，因为事情发生后，即使犯罪人员受到法律的惩治，可是孩子是受害者，他们的成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在预防儿童性侵上，我国有哪些新的探索？有的地方已经对有性侵前科者实现就业限制，比如对其从事教育行业进行限制，防止再次实施性侵。
上海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珍表示，闵行区综合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等方面相关条文，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探索建立对有性侵儿童前科者限制禁止从业机制。“这项制度启动后得到广泛的肯定，也有不同的声音，主要存在关于立法依据、会不会对违法犯罪人员人权存在侵权情况的疑问。” 杨珍说，所以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关注和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副主委胡卫最近看到一个案例，施害者通过补习、辅导课程名义性侵学生，仅被解除职务了事。之后，施害者又换了一个地方继续实施性侵。胡卫认为，我国还没有“防火墙制度”，最好的办法是把有性侵前科的人与儿童隔离开来，实施从业限制，并把有性侵前科者的信息公开。
胡卫坦言，性侵犯罪人员危险程度比一般违法犯罪人员更高，所以隔离时间应该更长，需要对其进行更多的监管限制，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适性做法，“在我国的部分发达城市可以先做起来”。
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表示：“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支持，这项制度可以引入专业社会评估，来评估什么情况下、要给予哪些人信息公开，从业禁止在什么期限内进行等。”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鉴于农村性侵儿童案件高发，他今年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方面尤其农村女童的保护提出更多建议。
“关于儿童性侵问题，包括家庭暴力、校园欺凌等，无论国务院各个部委、地方都发布了很多政策，可是这些政策落实不够。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一定要成为能够更有力执行的‘硬法’。”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原标题：代表委员谈儿童性侵问题：对有前科者实施从业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