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官被曝“有80栋房产、资产超过20亿元”一事迅速发酵，已引起全国高度关注，迅速占领了各大网站显要位置。
昨晚9时，龙岗区官微“龙岗发布”发布落款为龙岗区监察局的《情况说明》，称调查组已经升格为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当事人周伟思被暂停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
26日，有10多名举报的居民聚集在南联社区一间会议室里，现场质问周伟思。当有媒体向周伟思求证时，周伟思称“你问我有多少物业？我也不清楚，但有钱是肯定的，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就赔了一个亿现金给我。”，都是他的两个儿子在打理。如果在香港，这些物业值20亿，在龙岗，价值没这么多。
他表示知道举报人是谁，对方是污蔑，因与自己在“旧改”问题上存在误解而导致纠纷。对于众多房产来源，周伟思称自己来社区之前开公司做生意，大部分房产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建。
昨日，龙岗区官方微博“龙岗发布”称：“龙岗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27日，由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当事人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为了使调查工作做到公平公正，龙岗街道党工委决定在调查期间暂停周伟思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情况说明》还称，目前调查组已迅速着手开展相关调查工作，并将及时向媒体和公众公布调查结果。
据周伟思称，1982年，他在龙岗开小店，走上经商路；1987年，他开饭店；1988年，他向银行贷款，还找香港亲戚借钱，盖厂房；1992年，他又搞起了建筑，先靠盖物业收租金，赚到钱后，再买地皮盖物业滚雪球发展，累积了一些财富。
前几年深惠路改造，政府征用拆除了他的不少物业，赔给他一个亿的现金。赔付款项大都继续用来买地盖楼。现在，这些物业都升值了。每个月，他大概要交100多万元的各种税收。
周伟思坦承，有些物业有房产证，有些没有。能够办房产证的物业都落在他的名下。网帖里点名的8处房产，他承认5处属实。银珠岭路5层厂房、8层楼房和旭源大厦3处物业不是他的。南都记者走访了联亨商务大厦。那是一栋16层高的建筑，正在招租。大堂的宣传单显示，该物业总建筑面积3万平米，若按周边同等物业价格保守计算，这栋楼的总价值约4亿多元。
对于网帖所指的20辆豪车，他表示，“十辆八辆是有的，也是好车(奔驰、宝马、保时捷等等都有)，但都是二手车。”他说不喜欢买新车，因为二手车开过几天还可以再卖。靠物业收租发家的周伟思说，自己未曾插足公司经营，两个儿子一般大事会征求他的意见，小事兄弟俩自己做主。
据悉，昨日，龙岗区监察局牵头区相关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龙岗街道党工委决定，调查期间，暂停其社区常务副站长职务。
近年村官腐败的新闻时常见报。少数被查处的村官，居然挪用公款上千万元，被群众称为“小村官大腐败”。村官腐败成为激化农村矛盾、破坏农村稳定的一大根源。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各种项目和资金都向农村倾斜。修水修路、改土建园等民生工程的资金投入很大，还有一些村有集体经济，村管资金数目很大。有的村官经不住诱惑，通过多报冒领、雁过拔毛、截留挪用等方式中饱私囊。
《半月谈》披露了最高检察院最近公布的一组数字：去年全国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成为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这数千“村官”已不只搞点“不正之风”之类的小腐败，已卷入涉嫌触犯刑律的大腐败。在我国推进民主进程中，有一件值得引人自豪的事，就是村民自治。此举在农村基层的广泛实施，对促进“三农”问题解决和农村经济发展，是了不起的突破。然而正是在实行村民自治的背景下，竟然呈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景观，实在令人困惑。数千村官大腐败究竟警示啥？
最高检察院公布的这些数字：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性质涉嫌职务犯罪，所限时间只是去年的。这数字惊人啊！然而此数字还不包括“副”的，加上“副”的和“潜伏”着的，不知是多大一批队伍。据《半月谈》报道，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富裕农村，村干部腐败案件涉案金额更是惊人。最近被查处的广东一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涉嫌挪用村集体资金近2400万元。“小村官”纷纷变“大贪官”，村干部违纪违法呈越演越烈趋势，确实令人忧心。如果这只是“数据”，那么不妨再看看身边的现实，情况会更加清楚。只要肯做有心人，随处可见到一些变质“村官”的反常作为，也随处可听到群众给他们的评价。农村基层组织是发展现代农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当听到“看来底层不底了”这类感慨，衷心希望国家健康发展的人谁还能无动于衷？
“村官” 到底是多大的“官”？村有大有小，有穷有富。但说直白了就是直接“管”农民的人，充其量做点组织和指导生产等方面的服务性的事，而且是松散型的，根本不是什么官，其本身也是干农活的。不知从那阵子起，有不少人竟当起“官”来。办“官”务还习惯背着农民搞暗箱操作，虽然嘴巴也挂的是“大家”，私下里早把集体财产引进了“小家”。本该为农民服务的村干部变成了“村官”，其中一部分成了十足的“贪官” 。如果村干部欺上瞒下、玩忽职守，甚至是贪污腐败、违法犯罪，那么对该村而言就可能是一场灾难，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激起民愤，危害基层政治安全。
不是有村民自治吗？其实，很多地方的村民自治被人“肢解”了，或者说“瘫痪”了。并非不存在，只是形同虚设，“自治”变成了“官”治。村民自治堪称新的创举，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进步在某些地方则很有限，甚至行不通，村民自治变成了 “自治村民”。令人可笑的是，一些村的“村务公开”照常搞，“民主管理”会照常开，村务公开栏上也见得到几行数字，可村民无任何决策和知情权。这种兜售假货的“村民自治”把村民的权益糟蹋得不成样子！何以出现如此怪现状，确实该好好反思。
问题出在哪里？只要认真调查就会发现，与真正实行村民自治的地方不同，有相当地方是在搞“假冒产品”或“劣质产品”。其“产品”的特征是：表面上搞的是村民自治，实际上搞的是“村官自治”；“治”的主体发生了变异，成了“村官”；由于“自”被挤走——“自治”被偷换成“官治”。而被贪官遥控的“村民自治”纯属腐败工程，村民自治沦为他们搞名堂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农村基层贪官开始了腐败之旅。
数千村官大腐败，以活教材的形式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锐变”的严重危害：从经济上看，“官”民收入差距越来越惊人。一些并非很落后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3000多元，有的“村官”却拥有了巨额财产。私占矿山、巧动拆迁款、私卖集体林地、私自找“关系”批地建房出售，本该为农民当服务员的，竟成了莫名其妙冒出的新“贵族”和“地主”。体现在经济另一层面的矛盾也很尖锐，国家和集体经济受到严重削弱，以至出现不少“空壳村”、“空壳社队。从政治上看，“村官”变“贪官”，搞“小腐败”卷入“大腐败”，其“业绩”不仅动摇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还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尤其在败坏党和政府形象方面，扮演了极其丑陋的角色。有的“贪官”虽已进班房，但恶劣的影响迟迟难以消除；而还没浮出水面的仍继续发挥着危害作用。从民生的角度看，由于基层“贪官”作难，不少农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增收、看病、养老、返贫等矛盾越来越突出，改革奉送的成果被这些败家子活活生吞。村官腐败问题已成为关系和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已到非下大功夫解决不可的地步。
无庸置疑，农村改革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农民群众获得了极大的实惠，这是事实；然而一个个农村基层“带头人”戴上了手铐，在带领腐败分子坑农害农方面不幸栽了下去，这也是事实，同样不可辩驳。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带头人”挽着村霸恶棍行进在贪腐路上，甚至同黑恶势力打得火热，尚不得而知。但可断言的是，这种人现在已决不算少，是否继续产生则取决于防治和打击的力度。我们为农村崭新的巨变而欣喜，也为一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的锐变而忧虑；为中国最底层群众的“获得”而高兴，也为农民们的“失去”而遗憾。
由此可见，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治理已是刻不容缓。惩治官僚主义，打击拜金主义，坚决依法追究各类违法行为和失职行为，完善和强化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力求落实，必须作为一件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来抓，作为关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大事来抓。从正面的意义讲，对数千小村官大腐败现象认真反思，并推出强有力的治理方案，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也何尝不是好事。必须始终坚持执政为民不动摇，始终坚持落实执政为民不松劲，始终坚持监督制约和依法打击不务虚，这便是数千村官大腐败给我们的最大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