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也有剩男
台湾自一九九○年至今,总人口的男女性比例从一○七一路下降到二○○八年的一○二,表示几乎已无剩男。不过若从新生儿性比例来看,仍然有隐忧:一九八○年代初期,台湾的新生儿性比例在停留在与正常值相去不远的一○六左右。但到了二○○八年,此一比例到达了一一○左右,其中第三胎比例可能更高达一二○:一○○。这表示从二○一○年开始,连续二十年,至少都会有约有八%左右的适婚年龄男子无法找到伴侣。
台湾社会该怎样因应性比例失衡所带来的冲击?就消极防治来说,教育单位要将较多的辅导资源放在偏差行为高危险群的男生(如中辍生)身上,而治安单位也得特别针对年轻男性的冲动型犯罪如帮派、斗殴、飙车等,发展出防治策略。
若要积极防范未然,则必须从如何增进新移民的就业、教育、社会适应等公民经济与政治权利,以及设计更有效率的婚姻移民面谈机制等面向下手,降低移民成本来解决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问题。
读者或许会发现,我怎麽没提到政府应如何作政令宣导以去除重男轻女的陋习?
从芝加哥学派的角度来看,市场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当父母发现,和二十年前与自己女儿条件相仿的女孩比起来,现在不但想追她的人更多、条件更好、结婚後在家中更有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而且女婿也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自己身上时:谁能抗拒生女儿的诱惑?
为什麽不婚、不生?
高雄医学大学六年级生吴亮廷,二十六岁,身高一八○,中英文流利,明年就可以当正式医师,未来可以出国,也可以留在台湾行医。
但他不想结婚,更别说生小孩。「把小孩带到世界来,只是受苦,我於心不忍,」他早熟地说。
四十岁的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维公,留德博士,是家里老么,一家四个兄弟姊妹,只有二姐结婚,大哥、大姊和他都未婚住在家里。卷起袖子、戴着眼镜,一袭牛仔裤,「我不排斥结婚,缘分还没到,」刘维公说词一贯,「住在家里也没什麽不好。」
这几年来,结婚率下跌,从每年的十七万对降到每年十三万对,生育率也创新低。
卫生署所做的「国人对婚姻与生育态度研究」里前景更不乐观,二十至三十九岁未婚人士中,男性有三分之一不想结婚,女性有一半不想结婚。
很多人忙於工作,交朋友都有困难
吴亮廷每天七点半起床揉揉眼睛,就得赶到实习的高雄医学院附属医院,跟着老师巡房、开刀,到下午四、五点回家,又要赶第二天的报告,到十一、二点才能上床,没有心情交女朋友。「这只是开始,」他说,「以後做医生会更忙。」
这几年,台湾又遭逢全球化竞争,各公司精简人力,薪水低,又超时工作。很多年轻上班族朝九晚九,甚至朝九晚十二。
在公关公司工作的李小姐,接紧急案子时,家里只离公司坐车十分钟,都不能回家睡觉,通宵待在公司。「要生存,必须耐操,耐磨,」六年级尾的李小姐说,「不要再叫我们草莓族。」经济前景不好,是不婚不生的主因
经济前景不好,也是很多人不婚不生的主要原因。全国失业人口中,有一半是年轻族群。李小姐和男朋友认识五年,男朋友工作也不稳定。两个人父母都不是有钱人,婚礼费用得自筹,结婚後都得自力买房子,买车子,「生小孩,至少要等我们两个人月薪有十五万才行,」李小姐说。
养儿大不易,经济负担沉重。卫生署所做调查中,有一个小孩的父母们,五一%不愿意生第二个。
不愿再生的原因,经济能力及养育成本两项加起来的百分比都超过六五%。父母们普遍认为政府应该做的是,「改善教育制度与降低教育费用」及「改善社会经济」,这两项就占六三.八%,觉得「提供生育补助与奖励生育」重要的,只有很低的一一%。
东吴大学社会系教授刘维公说,更深层的,其实是亲密关系的改变。选择增加,年轻人寻求最没有压力的关系,好聚好散,不愿意受束缚。新一代更不把小孩当作是私有财产,很多单身的人会去做志工,帮助儿童。「这是种延伸式家庭,」他说,「单身的人有更多选择去帮助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