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近一个月来，关于“896工作制”的争议，以及Manner公司员工所面临的工作压力问题，再次将“996工作制”和“狼性加班文化”推上了风口浪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争议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劳动者的工作时长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下称“周平均工时”）逐步上涨，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此外，工作时长增速也在加快：2015—2020年，周平均工时增幅为1.5小时，2020—2023年，增幅为2小时，以每年52个工作周计算，相当于2020—2023年个人工作时长增加了13天（8小时工作制）。
进入2024年，这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甚至有进一步上扬的趋势。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涨2.9小时，超过“六天八小时”工作制。此外，今年1月、2月以及5月的周平均工时均为最近6年同期新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下称“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国内劳动者超时工作的现象已长期存在，并且近年来这一情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
一位就业专家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当前延长工作时间是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为数不多增加收入的机会。如果针对“996工作制”或加班时长出台严格的一刀切政策，且要求强制执行，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需要考虑到不同人群的差异性。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参与过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表示，劳动法已经实施30年，但目前严格执行劳动法依然很难。考虑到国内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很难对加班行为进行强制性约束。短时间内，劳动时间增长的问题依然是个无解的难题，目前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不允许国内企业慢下来。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每年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时统计方法为选取当年9月或10月的一周作为调查周（9月份相对应的调查周是9月24日至9月30日，10月相对应的调查周是10月25日至10月31日），在这周内统计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包括主业和兼职工作时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还会公布不同年龄、行业、受教育程度等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时。
经济发展与劳动时长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在2022年有统计数据的167个国家中，周平均工作44小时以上的国家共8个，分别是中国、不丹、阿联酋、蒙古、印度、文莱、马来西亚、伊朗和哥伦比亚。其中，仅不丹和阿联酋周平均工作时长超过49小时。
与此同时，2022年经合组织成员国年均工作时间为1719小时，其中墨西哥最高为2226个小时，而2022年中国年均工时为2490.8个小时（国内计算方法为52周乘以2022年周平均工时），为墨西哥的111.9%。
董保华表示，周平均工时不断上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劳动法执行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做权衡，这时就会有大量的加班现象出现。
纵向对比，近几年工作时长不断增长的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许多亚洲国家。
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发布的《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4年度报告》（下称《报告》）预计，2024年，多数亚洲地区全职岗位每周总工时将全面超过2019年水平，但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亚地区预计较2019年低1.4%。
只是，工作时长的增加并不完全等同于薪资上涨。《报告》预计，2024年亚洲地区收入水平难以得到较大幅度提升，部分地区甚至还会出现下降。
回看国内，工作时长不断增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工作时间增加可能意味着薪酬的上涨。脉脉高聘人才智库发布的《2023年度人才报告海报》显示，收⼊增减与加班时⻓增减有关，加班增多⼈群是涨薪⼈群主⼒，加班减少⼈群是减薪主⼒⼈群。
另一方面，大量劳动者不得不提高工作时长。一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表示，企业雇佣新人意味着需要额外支出社保成本、招聘成本等。因此，一些企业会增加现有员工的工作时间，进而整体上减少雇佣更多员工的成本；其次，在一些企业文化中，长时间工作被视为勤奋和敬业的表现，这可能导致员工自愿或被要求增加工作时间。
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近几年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企业普遍面临生存压力，需要借降低运营成本来换取一定的市场空间。其中，降低劳动力成本即是降低运营成本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此，企业可以选择裁员或者延长工人加班时长。同时，宏观经济增长压力已经传导至微观个人，工人为了持续就业只能选择接受加班。
值得注意的是，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群体并不被归类为企业职工范畴，因此他们的工时数据并未纳入全国性的周平均工时统计之中。但是，这一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往往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以应对生活成本的需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发布的《2021年中国一线城市出行平台调研报告》显示，网约车司机每日平均工作时间为11.05小时，每周平均出车时间为6.45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2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也显示，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网络文学写手等新业态青年平均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近9小时。
能否强制降低工作时长
过去二十年，周平均工时在2005—2008年、2011年以及2015年曾经历过下滑。
董保华表示，在2008年和2015年，宏观经济的波动导致企业订单量减少，这使得企业的加班现象相应减少。同时，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政府在当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劳动法得到有效执行。这种行政力量的干预使得2008年和2009年的周平均工时降至近20年来的最低点。
经历疫情等因素冲击后，目前连续上涨8年的周平均工时未有下滑的迹象。
董保华表示，过去三年，宏观经济增长承压，但周平均工时仍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程度受到了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国内不可能选择顺其自然，而是在调动一切力量，努力改变宏观环境。与此同时，过去三年间，微观个体的不安感也在增强，因此不论是否能改变宏观经济周期，个人也都会主动地“内卷”，“饭碗”也变得比“加班”更为重要。
上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表示，近三年工时上涨的现象，折射出就业市场的忙碌和人才供应的紧张态势。经济发展中生产提速增量、生活消费增加，都可能使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工作量更大，某些岗位人才紧缺，需要既有人员承担更多工作任务，因而推高了工时。同时，这也反映出就业市场的竞争压力，劳动者需要通过加班保持或增强自己的职场竞争力。
在加班现象增多过程中，官方也曾多次发声。2023年8月26日，最高法、人社部联合公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的十个典型案例时指出“996和007工作制都违法”。
从全国层面来看，即便涉及违法，“996工作制”依旧普遍存在。上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表示，很多情况下没办法严格执行劳动法。部分企业可能在执行劳动法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业务高峰期任务重、企业转型期需要投入更多精力等；其次，基层落地监管覆盖面还有待扩大，监管力度有待收紧，企业违规成本太低。
历史上，中国曾两次缩短工时。1994年，国务院规定将每周48小时工作制缩短至44小时；1995年，劳动部（现人社部）在解读新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时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应尽可能实行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这一标准工时制度。
李实表示，“996工作制”是国家经济发展在某个特殊阶段所产生的现象。从长远来看，人类的劳动时间应该不断减少。最近三年周平均工时如此快速上涨不应该是常态化现象。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加追求生活，已经不愿意为了额外多挣点钱而牺牲掉大量闲暇时间。因此，周平均工时不断增长的趋势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就会有所转变。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向运华也表示，周平均工时过长对保障劳动者健康、扩大消费等有不利影响，适当控制周平均工时应该是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综合权衡企业和劳动者的利益。
近几年，一些亚洲国家已开始采取措施为加班设定上限。例如，今年4月1日，日本针对司机、建筑工人、医生以及鹿儿岛和冲绳两县的制糖工人，制定了加班上限规定。而在2023年11月，韩国宣布对部分行业和职业实施“忙时多劳、闲时多休”的灵活工作制度。
李实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对各类工作岗位的加班限制进行评估。针对一些工作强度高的岗位，可以出台一些工作时间限制，如建筑工人、钢筋工人及重型卡车司机等，延长工作时间不仅严重危害个人健康，还可能给社会带来一些不安全因素，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岗位实行一定的劳动时长限制。
2020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对实施每周四天半工作时间制度建议的答复中提到，进一步缩短中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标准，需要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为基础，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缩短工时会加大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带来较高的用人成本和负担，影响经济发展。近年的相关调查显示，中国能够严格执行目前工时标准的企业比例不高，加班情况较多。进一步缩短工时标准尚不具备现实基础，不宜在企业中广泛推行。
上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专家也表示，近期劳动争议事件频出，是当下劳动市场在市场大环境下难以避免的摩擦表现。减少劳动争议事件，需要制度保障、企业落实、劳动者监督和合理维权等多措并举，同时也需重视保护企业家信心，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促进和谐的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