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蓉被委托携带至马来西亚的行李箱。
马来西亚的法庭。2017年5月，程蓉曾在此接受审判。
“love”的QQ空间里，不少人表示，他曾骗中国女孩往马来西亚运毒。
赵涵出事后，尚晓娴与Clitin的微信聊天截屏。
今年5月底，赵涵涉嫌走私贩运毒品案将在马来西亚沙阿兰高等法院一审开庭，律师打算为她进行无罪辩护。
赵涵出生在四川。3年前的夏天，受朋友之托，她携带一箱服装样品从国内前往马来西亚。刚在吉隆坡落地，马方海关便在她托运的行李箱内发现大量毒品。赵涵称，她对箱内藏毒一事并不知情。
等到事发后再从国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不容易。而在法庭宣判其无罪前，赵涵只能在当地的女子监狱中等待。
据马来西亚华人公会（以下简称“马华公会”）统计，2013年至2015年，有超过20名中国女性因携带毒品入境该国被捕。她们的经历与赵涵非常相似。
她们中间，除极少数被判无罪已经回国外，大部分女孩仍在狱中等待着自己的一审、二审、三审判决。“马来西亚是三审制度。走完全部三审程序，通常需要6-10年。”马华公会公共投诉局法律顾问余家福说。
设计好的路线：广州-香港-马来西亚
2015年8月15日晚，24岁的赵涵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往广州。在广州，她到一处服装批发市场取了一只装满衣服的箱子，然后乘大巴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吉隆坡。
赵涵此行的目的，是帮朋友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自己顺便旅游。托她带货的朋友承诺，不仅负担她的机票、食宿费用，还会付她一笔三四千元的报酬。路线也是朋友为她设计的。
经过近30小时奔波辗转，赵涵于8月17日凌晨降落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但还没走出机场，她就被马来西亚海关扣下了。
原来，赵涵从广州取来的行李箱中有个夹层。海关发现，夹层中藏匿了3.3公斤冰毒。
2013年，周彦的妻子曾在相同情况下被马来西亚海关扣留，并因此结识了多名有类似遭遇的中国女性家属。周彦发现，女孩们的行程都是被事先安排好的。“广州就有直飞吉隆坡的航班，但是让她们带货的人都要求她们先坐车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到马来西亚。”周彦认为，特定路线或许是为了更加方便、容易地通关。
一名在广州海关从事多年缉毒工作的人士认为，周彦的分析不无道理。因为从机场出境和从陆路出境的人数量级相差较大，两处安排的执法人员比例也不同。“每天从广州和深圳去香港的人经常是排长龙的，而从广州去马来西亚的人相较之下就少很多了。对于贩运毒品的人来说，前一条路线被查到的风险就降低了很多。”
至于香港，属于自由贸易港。“（海关）对危害香港的违禁品查得很严，但对过境物品的执法力量相对有限。”上述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而且通关时，毒品缉查人员主要对重点人群、重点航线进行检查，结合衣着、神态选取重点查验对象。“无案底的中国女孩关注度较低，通关时成功率就高一些。”
在马来西亚，毒品犯罪是可能被判死刑的重罪。根据该国1952年颁布的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走私贩运毒品超过一定数量，就可能被判死刑。其中，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死刑数量下限为15克。
机票、食宿、酬劳的诱惑
托赵涵带服装样品的是外国人Clitin。赵涵的朋友尚晓娴告诉新京报记者，赵涵与Clitin是在自己的介绍下相识的。
2012年至2013年，尚晓娴帮Clitin往马来西亚带过3次样品，和赵涵的待遇一样，线路也都是Clitin安排的，但从未发生意外。尚晓娴说，“我自己也去过几次，都平安无事回来了。就因为这样，我才放心介绍给朋友。”
尚晓娴与Clitin相识于2010年。当时，26岁的Clitin在MSN上主动添加23岁的尚为好友。Clitin自称来自尼日利亚，在亚洲做服装生意。“主要是把衣服、鞋子、包包之类的东西从广州卖到马来西亚。”尚晓娴说。
相识后的两年，两人几乎每天上网聊天，Clitin对尚晓娴关怀备至，多次表示喜欢她，还几次提出请她帮忙从广州带服装样品到马来西亚。
尚晓娴没有接受Clitin的追求，也没有帮他带货。直到2012年创业失败，她才答应为Clitin帮忙，顺便去马来西亚散散心。
和尚晓娴、赵涵一样，在吉隆坡机场被查出毒品的女孩们要么亲自与货主联系，要么通过中间人介绍结识货主。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货主只是“网友”关系，既不知道货主的真实身份，也没在现实中与货主本人见过面。
新京报记者采访了7名女孩的多名家属，他们均表示货主为黑人男性，自称在亚洲做服装生意，“嘴很甜”。其中，与4名女孩联系的为同一人，其QQ昵称为“love”，MSN昵称为“Clitin”。
安徽女孩程蓉是帮“love”带货的4个女孩之一，出事时20岁。此前，她在南昌做餐馆服务员，月薪2000元。
在网上，“love”不断请求程蓉帮忙，并承诺为她支付机票、食宿费用，还会支付额外报酬。程蓉被他说动了心，从南昌飞到广州。
在广州中国大饭店旁的麦当劳，“love”的另一名黑人朋友交给程蓉一个很重的棕色箱子。“对方还嘱咐她，到马来西亚后一定要到某家旅馆，把东西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程蓉的弟弟告诉新京报记者。
“他们会在你出发之前才把准备好的行李送来，很匆忙。而且货主和送东西的人是不同的。”周彦告诉新京报记者，事后回想，每个环节都是套路。
和程蓉一样，答应帮忙的女孩从江苏、四川、上海、江西等地先后到达广州。她们多来自小城市或农村，受教育程度不高，亲友中很少有人长期在国外学习或工作。借着带货的机会，她们有的想出国旅游，有的想为创业铺路，有的想去了解邻国的服装市场。
事发时，女孩们多在20岁至24岁，涉世未深。但对于陌生人的嘱托，她们并非毫无戒心。在广州取箱子时，程蓉检查过装衣服的箱子；赵涵也一再确认箱子里只有衣服。但毒品都被藏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夹层、鞋跟，甚至行李箱的轮子里。等到发现时，一切为时已晚。
有的女孩出国前，还曾受到家人劝阻。
“衣服为什么要你带？直接托运过去不就好了吗？”一名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看过类似骗局，告诉女儿会有很大风险。但从小叛逆的女儿认为没有问题，把母亲的话抛在脑后。
“直到她走的那一天，我还提醒她把货主的电话、姓名留给我们，以防万一。”女孩的母亲告诉新京报记者。但女儿什么也没有留，一个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