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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奖郝景芳专访: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

关于生活

平淡的生活中保有许多波澜起伏的想法,可能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

《生于1984》有两条线索,两种叙事交叉着进行。一条是父亲人生经历,一条是写女儿的成长与焦虑。在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写父亲的那部分是很有张力的,跟当时波诡云谲的社会背景相联系,彼时生活之艰难,人飘萍一样的命运都铺排在面前。但是写女儿时因为是要向内心走,女孩内心的挣扎和经历其实都是我们成长都经历过的,就这一点来说,父亲的线索因为有更多的“陌生化”的内容,而更加吸引人。

郝景芳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掌握得不好的是冲突性的情节。如果写一个现实中非常复杂的情节,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冲突,我觉得自己在操作这样的内容时会有一些困难。女孩这条线索读起来有点弱的原因可能是没有那么多的情节,是一个女孩子的意识流。我的现实生活是特别平淡的,如果我要追求真实,要比这个女孩子的故事还要薄弱单纯,这个过程中,女孩的内心变化要是写得太离奇曲折,又远离我的初衷,我想写的其实就是在这种平淡的人生中有很多波澜起伏的想法,我自己也会觉得女儿这条线会有点淡弱,但是可能普通人的人生就是这样的。”

对于选择两条线索交叉叙事的方式,她回应:“两条线最后会有相互的映照和结合,我想写两代人不一样的生活模式,不是避开冲突,而是想给这个女孩子的成长经历更多背景上的东西,能对她的现状有一个解释。”

郝景芳认为:“父亲有他的困扰,父亲的困扰和追索对于女儿是有影响的。父亲在追索和逃避现实中的一些事情,女儿向父亲求一些答案和指点,但是父亲也没有很明确的想法,他自己也没有真正得到答案,他的内心也在求索。女儿就处在母亲这边的现实压力与父亲那边追索和无解,就特别挣扎和无所依存。”

关于科幻

高三的时候我看科学和哲学,看爱因斯坦写的散文集,以及薛定谔写的宇宙真实性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关系的文章,我感觉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

郝景芳在2002年荣获全国中学生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但是她并不像新概念的大部分作家那样关注青春与疼痛,而是从一开始就关注科幻题材。

她说:“那时候我自己关注更大一点的问题,我关注宇宙、量子力学、人的自我意识,关注人是什么,世界的真相假象;我也特别喜欢看哲学家们写的关于人、自我、人类意识等这一类的书。我的关注就导致我非常眼高手低,这中间巨大的差距是不可弥合的,我自己对校园爱情没有特别大的兴趣,我就想写关于人和自我意识这样的书。”

专访中,郝景芳告诉头条新闻:“我最开始根本就没法儿写,其实爱因斯坦写文章的那种举重若轻是建立在大量的人生经验上,他对于某一个问题有着几十年的思考。而我过于强求,我一上来就想写大命题,人不能假装自己懂去谈论一些东西,所以我后来就从一些比较轻巧的、小的东西开始写,科幻里面假想一些东西,可能都不像文学,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探索,后来慢慢加上生活中的所思所感,这样就不是谈论一个终极命题,而是从生活中有小的困惑出发,这样才能找到一些我确实想写的。”

郝景芳写作时会假想一个世界,然后去推理,她一定要把逻辑推通了,再往下写。

“我自己比较热衷于写社会制度,我喜欢假想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类似于《镜花缘》的。我以后还会写别的制度,可能跟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和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映照和联系。”


原标题:专访郝景芳,她没提《北京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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