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说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大都市，却没有看到香港的另一面。特首梁振英在最新的施政报告中首次提及现代化农业政策，指政府有必要积极介入和适当支援农业的生存和发展，否则可能日渐式微。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让我们看到，想要生活又慢又从容，这可能不是这个亚洲金融之都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但的确是香港不可忽视的声音。这也是外人有所不知，也未曾留意的香港另一面。
这是颇为吊诡的一幕。夜幕降临后，深圳河北面摩肩接踵的高楼渐渐亮起五光十色的楼型灯，站在河对岸的香港人吴泳攀轻轻吁了一口气，“以前那一边才是一片黑暗。”
吴泳攀脚下的土地，今天是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一些外来者行走在红树林和基围虾塘交错的湿地上，在感慨香港有如此乡野之境的同时，也时常会冲着对岸的城市天际线发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深圳以“时间就是生命”的口号创造城市建设奇迹的时候，界河以南的香港却小心翼翼地平衡乡村和城市的微妙关系。你或许不知道，如今，整个香港约有四成土地是郊野公园，再加上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农地，香港是不折不扣的乡土城市。这是那些只在中环和尖沙咀购物的内地人所不认识的另一个香港。
早在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之时，新界的大片土地都是农地。今天香港的新鲜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都由内地直供，农业早被排除在主流产业之外。不过，在追求金钱和效率的主流社会之外，还有一种本土情绪正不断酝酿放大，那就是放慢脚步、享受和保育城市生态环境。
吴泳攀就是其中之一。这名新生代香港人在吵闹不堪的深水埗生活十年后，毅然搬到离岛和其他郊区居住。他告诉我，香港是个国际大都市，市民的工作精神压力巨大，自上个世纪七十年经济腾飞之后，人们喜欢外游，尤其喜欢去东南亚和日韩。
但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风暴，本土旅行社纷纷开发港岛生态旅游项目，“很多在香港活了大半辈子的市民好像突然看到，原来自己的身边就有那么多充满自然生态的郊野公园。”
不用猜也知道，一场地产开发和生态保育的拉锯战上演了。西贡区的海下村是进入香港首家海岸公园的必经之地。没等进村，我的向导就告诉我，当地人最不喜欢外人打扰他们的生活，于是我们轻声轻脚穿街而过，生怕弄出什么响声。在海下村的一些建筑物上，挂着不少反对地产项目的横幅。
我问当地向导，这些反对地产项目的声音到底是从何而来？其实从内心来讲，很多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原住民希望获得一大笔开发商的现金补偿，反对的声音几乎都出自热爱城市生态的个人和其他环保团体。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地产项目由于社会强势反对被无限期推迟。在元朗区南生围，由赌王傅老榕家族与恒地合作的发展商与城市规划委员会已经拉锯多年，尽管希望建设的高尔夫球场面积一再缩减，且发展商也做出承诺会进行生态补偿，但最终委员会还是否决了这项申请。
由此可见，很多香港人并不是如外界想象那般一味追求发展速度、贪图物质。吴泳攀告诉我，香港已经过了社会创造财富的阶段，如今主动抗拒快速发展以保育环境和传统社会生活的本土意识不断升腾。
这让我想到了新界元朗区的“天水围”，从这个名字已经昭示，这里原来是一大片鱼虾塘湿地。经济腾飞后的香港人口急速膨胀，天水围房地产开发渐入佳境。直到二十年前，城市的管理者意识到高楼大厦侵蚀了生态环境后，才想出了建设湿地公园的点子。可是在很多人看来，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为时已晚。
我在米埔自然保护区中，看到了有很多的“基围”，其实就是生产“基围虾”的虾塘。一辆中巴车在夜色中驶来，里面挤满了白发老人，他们是附近的村民，几十年前大都以养殖“基围虾”谋生。这个夜晚，他们将作为保护区的客人分享“基围虾”收获的喜悦。
负责日常管理保护区的世界自然基金会负责人告诉我，上世纪80年代，他们以每个虾塘80万港币的价格陆续购买了十个“基围”，后来政府也出资买下了附近所有虾塘，最终成为如今的生态保育区的核心，“当时80万是一大笔钱，可以在市中心买一套很大的公寓，而如今这块湿地的生态价值，已经不能再用金钱来衡量。”
一名后来不再从事“基围虾”养殖，转而到建筑工地做地盘工的村民说，他很怀念那时的光景，“现在你非要给我一些金钱财物恩惠，好意让我发财，而我却希望生活又慢又从容。”
